过生日要摆“生日酒”，娃娃考上学要摆“谢师宴”，怀孕了摆“保胎酒”，楼下搬楼上摆“乔迁酒”，就连牲口下个崽子都要摆酒……“份子钱”已经成为农民最沉重的负担。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一些农民工因交不起“份子钱”，春节不敢回家过年。

    32岁的小白是陕北的一名普通农民，一家4口靠着他每年外出打工4万左右的收入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可是，如果算上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小白感到压力山大，像前些年光各种“份子礼”至少能花掉他三分之一的收入，赶上手头不宽裕的时候，随个份子礼还不得不去借钱。

    最近，记者在农村调查发现，乡亲邻里间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的礼钱，名目增多、金额翻倍，逐渐演化成村民的新负担。

    “‘份子钱’已经成为中国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在一次扶贫会议时说，一些农民工因交不起“份子钱”，春节不敢回家过年。

     五花八门“份子钱”

    “吃酒本来是中国农村的一种传统，但现在确实是被扭曲，成为一些人收钱的手段。”一位陕北的村干部告诉记者，现在办酒的名目越来越五花八门：过生日要摆“生日酒”，娃娃考上学要摆酒，怀孕了摆“保胎酒”，楼下搬楼上摆“乔迁酒”，就连牲口下个崽子都要摆酒……

    小白抱怨道，有时候多少年不打电话的同学或者曾经在酒桌上有过一面之缘的人，摆酒的时候也会给你通知。在陕北一些地方，一个家庭有时候一年能摆上两三次酒。本家的随“份子钱”每次300元，普通朋友每次随上500元，关系好一点的每次随上1000元，算一算一年下来，光“份子钱”就让人喘不过气。

    而对于这些经常随礼的农民，势必就会想办法将钱捞回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个名目摆酒。因此，办酒在农村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拒绝随礼得罪人

    “人人深恶痛绝，人人无可奈何”是农民对“份子钱”的普遍心态。

    乾县阳峪镇三兴村一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周边随的“份子钱”金额都不大，30元、50元，有时候亲近一些的关系就是100元，但是只要通知就得去，如果万一忘了或者有事没打招呼不去了，那就惹下麻烦了。

    在一些村民看来，随“份子钱”不仅仅是收钱，更是一种体面的表现。在西安周边的村子里就曾经发生过因为没去回“份子钱”，两家反目成仇的一些案例。“都是乡里乡亲的，别人家办事你不去，那肯定得罪人，到时候你家有个红白大事，太少人去捧场，面子上都挂不住。”长武县上孟村一村民说。

    于是，一些农民只能硬着头皮去吃各种名目的酒席，而所谓增进感情的“份子钱”也就成了这些农民家庭最大的日常支出与负担。

    一些农民在受访时呼唤，应该把这种风气刹刹了，因为这个风气让大家都活得太累。

    改变需风尚引领

    按说红白喜事随礼是传统习俗，是众人帮一人，的确能帮一些困难亲友渡过难关。但演变到现在性质变了，成了借机敛财、讲排场、要面子了。如果随“份子钱”少一点“商业思维”，多一些“亲情味道”，那这种不良风气自然会有所改变。

    所谓的“商业思维”应用在市场活动中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如果寄托着亲情、友情的份子钱也运用“商业思维”，不断的算盈亏、计得失，按照份子钱的多少来区分关系的亲疏，那所谓的“份子钱”就彻底变味了。

    “在农村，份子钱由起初的婚丧嫁娶活动扩展到孩子上大学、当兵以及老人过寿等，数额也由起初的几十块钱一路飙升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农村本来收入不多，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多数抹不开面子凑够份子钱。如果大家都多为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慢慢风气就会变好了。”礼泉县西张堡镇西土村一村民提出。

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认为，现在农民收入不是很高，但农村的人情负担却很重，还存在相互攀比的心理。在农村一些有权势的人，利用这些事情来敛财，这种风气更是要刹。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份子钱的陋习改变，关键在社会风尚的引领。我觉得，现在我们党政部门提倡八项规定，廉政之风已经走向社会，我想，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农村更要突破陈规陋俗，要移风易俗，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节俭的优良传统。（中国网）

                                                       ［责任编辑 李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