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问我知道她是谁吧？我想起了马季在相声中讽刺的那个打电话的人——你猜猜，我很不高兴地说，不知道；她说了名字，问我知道她是谁吧？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个熟人，说不知道。这可能是个和我不相干的人找我消磨时间，想挂断电话。她忽然问我，你在天山一中也就是当年的天山高中四班念过书吗？我记忆的闸门猛地打开了，一个细高个儿、大眼睛的姑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脱口而出，认识你，咱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她说，10月30日咱们班搞个同学会，没有见到你，同学们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我怀疑是她们打错了电话，或者是偶然没通她们没再重新打。她说我把同学会照片和班级同学的电话号码给你发过去。

  看到同学会的合影，吃惊的是我一个也认不出来。个个脸上刀刻斧凿的皱纹，有的满头白发，有的干瘦如柴，有的弯腰驼背，有的老态龙钟。这是我18岁那年毕业班的同学吗？

  毕业的前一天，同学们要天各一方，都不愿意走出教室，静静地坐在位子里，教室里安静得让人压抑，班长突然说一句，谁还有什么话说说吧，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没人说话，好久，班长说，既然没什么说的，坐到什么时候也得走，那就走吧，他带头走出教室，同学们跟着走出教室。

  同学们带着迷惘离开学校。那时候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家在镇里的要下乡，家在农村的回乡劳动，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前途在哪里？有什么事业可言！我家在农村，回到了生育我的宝家店村。

  我们刚上高中，就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学校不上课了，搞开门办学，向工农兵学习。我们到阿旗南部的天山口公社的一个村帮助修水渠，水渠有几十米高、几百米长，先是往上扔土，后来是用筐往上抬土。那个村挨着公路，村边上有个大车店，南来北往的马车行人驻在店里，我们全班60多名学生也住在店里，吃玉米面干粮，菜是大葱蘸酱。没觉得累，也没觉得苦。

  开门办学我唯一学到的手艺是电焊。我们临近毕业时到阿旗的铁工厂学工，我被分配到电焊车间，师傅是何浩举，或者叫何浩学，他的鼻音很重，但人很热情，手把手教我电焊知识及原理。有一次师傅不在，有个妇女拎来一只水桶，底部有个黄豆粒般大小的眼儿，要求焊上，我拿起焊枪就焊，结果越焊眼儿越大，我始料不及，慌乱得不知道怎么才好，师傅回来看了一眼，说这种活儿我都不敢抄力，你可真胆大，师傅费了好一番工夫才焊好，我才知道越是薄的东西越难焊。

  毕业后，我不知道同学们的经历如何，我的经历很简单，天天在田里劳动，唯一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天天晚上到大队的会议室里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写批判稿儿，再就是开展民兵训练，防止苏联进攻中国，再后来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被选入，晚上排练文艺节目，经常给村里的老百姓演出，有时候到公社和旗里参加汇演，因为文艺宣传队搞得好，公社还派来个专职的干部当导演，住在大队。公社也向各村发出号召：远学小靳庄，近学宝家店。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的一个村庄，是江青抓的用无产阶级文艺占领农村阵地的先进典型，宝家店是我所在的村庄。

  村民们很缺吃的，常年的饭就是玉米面干粮，菜是咸菜，口粮不够，就挖野菜，捋树叶，掺杂糠。在那样的环境里，望着蓝天白云和茫然的土地，有一种惆怅。村庄很热闹，我个人很寂寞。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这个制度的实现得益于邓小平重新上台，对于参加高考的人没有任何限制，上至拄棍儿的，下至懂事的，地富反坏右，工农商学兵，有个脑袋算一个脑袋，都可以参加高考。我参加了高考，因为念书时高中几乎没有上课，题虽然很简单，但大多数题都不会。我成了全村第一个考上学的人，我所在的乡，250多人参加高考，除了沈阳市、天津市等地的知识青年，只有我们两个人考上了学。

  我不知道这四十多年我的那些高中同学都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的巨大变化，让我感叹时间跨度的残酷，它可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变成弱不禁风的妇女，也可以让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变成步履蹒跚的老翁。更让我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途中，生命是唯一的重要，别的都一文不值。 （赤峰日报）  

                                                      ［责任编辑 李艳波］